4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从促消费、稳外贸、利实体等方面部署了一系列稳增长之策。
会议部署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助力稳定经济基本盘和保障改善民生；并决定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等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外贸平稳发展，确定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措施，引导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在当前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和总需求不足情况下，这些措施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主体信心，改善和扩大总需求，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创造了积极条件。”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本次会议强调，“针对当前形势变化，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认为，近期的数据表明，当前国内外形势变化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此时提出“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是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而4月6日召开的国常会上已经提出，适时灵活运用再贷款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
基于此，本次会议对金融工作的部署十分及时和必要，专家普遍认为，降准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例如温彬表示，这些内容既能够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又有助于促进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节功能，稳定经济大盘。在他看来，降准还可以优化银行体系资金的期限结构，释放长期流动性、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有助于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持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此外他也谈到，降拨备释放的资金有助于银行更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截至去年末，6家大型银行中有4家的拨备覆盖率超过了200%，具有较大降低空间。
事实上，此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曾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不高了，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变小。但仍然还有一定空间，可以根据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及宏观调控的需要使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示，我国准备金率处于国际中等水平，仍有一定降低的空间。但我国存款准备金率水平纵向与横向比较（新兴经济体）已经不高。对于本次会议提出的“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周茂华建议，可通过再贴现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定向结构性工具，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挖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潜力；同时，应进一步促进债券与股权市场发展，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对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则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本次会议提出的“鼓励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有利于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支持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但他也强调，减税退税政策仍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手段。“消费增速目前有所回升，但距离疫前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可提升空间较大，长期来看消费升级或将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这是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的主要判断。那么，消费升级该如何实现呢？本次会议指出，要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培育壮大智慧产品和服务等“智慧+”消费，并指出要扩大重点领域消费。“从八大类消费支出来看，居民衣食等必需品消费基本回到了疫情前水平。而耐用品和可选消费较疫情前仍存在较大缺口。”程实对《金融时报》记者分析。他表示，在可选消费中，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缺口最大。整体来看，医疗健康、养老、托育、耐用品和服务类消费仍有增长空间。但是，正如本次会议所言，当前也存在一些制约消费的因素。周茂华谈到，“例如，近两年散发疫情对人们一些消费活动构成明显抑制，并对人们心理预期也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国内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有待完善，部分家庭房贷压力较大，二手车交易市场仍不够成熟等也是一定的制约因素。”对此刘锋建议，今年政策重点应从建设“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三个方面的长效机制出发，逐步提高居民消费潜能，稳定经济增长。所谓“能消费”，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收入。刘锋表示，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当前居民收入增速与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上限。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提高居民收入。“敢消费”则主要是加大医疗、教育、养老等保障体系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改善消费预期。在“易消费”方面，他表示，“当前在部分城市，对于住房、汽车的限购问题阻碍了消费力的释放，此外，居民在消费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较多，中间交易过程和结构复杂，这些都限制了消费。”对此，本次会议也强调，各地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逐步增加增量指标。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等。多年来，外贸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2021年，尽管受疫情所扰，但出口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但是，刘锋分析，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外产能逐步恢复的大环境之下，稳外贸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对此王静文也认为，随着发达经济体耐用品补库存需求或将逐步减弱，以东南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生产能力持续恢复，将会挤占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加之原材料价格上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因素，一些企业出口订单减少或被取消。在这一背景下，本次会议部署了进一步加大出口退税、缩短办理时间、提高出口货物退运通关效率等举措。温彬表示，这些举措，既能够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又有助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望与此前出台的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增值税留抵退税、中小企业纾困等政策一道发挥稳外贸作用。
在程实看来，对加工贸易企业积极推进退税政策有助于应对潜在的出口下行压力。他认为，要更好发挥出口退税作用，首先是加快退税申请的进度，从而降低整体贸易成本。此外，应提高出口货物退运通关效率，制定便利跨境电商退换货政策，对守信企业通关、退税等予以更多便利，严惩骗取退税等行为。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不断优化的出口退税政策，是我国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政策组成部分。对于会议提出的“加快退税进度，实行全程网上办，将退税办理时间由平均7个工作日压缩至6个工作日内”以及提高出口货物退运通关效率，她也表示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工作。“退税可能涉及多部门信息联动，如出口退税可能涉及工商、外汇、税务、海关等多部门，部门之间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会延误退税进度，影响退税效率。”李旭红表示，此外，部分企业对退税政策了解不充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税务机关的服务成本。总体来看，退税全面提速体现了政府服务理念的强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