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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分析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中的欺诈行为（下）
时间：2022年06月21日信息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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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汽车金融行业在政策的支持和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下，市场业务强势增长。从市场参与主体来看，汽车金融市场已形成汽车金融公司、商业银行、汽车融资租赁公司以及互联网汽车金融公司等多元主体并存的局面。在多元竞争格局下，为抢占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各市场参与主体经常与汽车金融服务提供商或者经销商开展合作，通过业务下沉和拓展线下销售渠道的方式进行业务推广。但因在业务推广过程中相关主体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实施各种欺诈活动，给汽车金融机构等市场参与主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本文拟以汽车融资租赁为例，结合上海地区法院的司法判决，对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中的欺诈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刑民交叉视野下汽车融资租赁中的“欺诈”问题（上）》中，已对汽车融资租赁中的民事欺诈与恶意串通模式及其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等问题作出分析，本文将继续从刑事角度以及刑民交叉角度对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解读。在汽车融资租赁领域，鉴于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体量大、单笔融资金额相对较小、前期业务授信条件相对宽松及融资租赁合同的签订多依赖于汽车经销商、分销商、中介商等第三方进行推广等特点，许多不法分子利用业务授信的盲区，通过虚构承租人、伪造授信资料等手段，实施诈骗。司法实践中，中介商、承租人以汽车融资租赁为名，行合同诈骗之实的案例层出不穷，笔者检索上海地区相关司法判例如下：根据实施合同诈骗的主体不同，常见合同诈骗模式大致分为三类：中介商合同诈骗、承租人合同诈骗、中介商与承租人合谋的合同诈骗。结合上述案例，笔者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合同诈骗模式进行梳理，具体如下：欺诈形式：承租人经中介商介绍通过融资租赁形式购买车辆，后中介商因提供的车辆内饰不符合要求等原因，拖延向承租人交付车辆的时间。后中介商未得到承租人和出租人的授权及同意，自行解除车辆抵押并将车辆出售给第三人，骗取车辆价款。 参考案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5刑初4154号刑事判决书
欺诈形式：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选择，经车辆经销商对承租人购车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出租人按照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向车辆经销商支付购车价款。承租人取得车辆后，未经出租人同意非法解押车辆后出售给了第三人。参考案例：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7刑初421号刑事判决书欺诈形式：中介商与承租人签署《零售合作协议》，约定由其实际经营的汽车服务公司向出租人推荐有资金需求的购车零售客户，出租人为上述零售客户提供汽车融资租赁项目服务。中介商与实际不想购车的客户共谋，伪造客户个人信息签订购车协议，骗取出租人车辆融资款。参考案例：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0)沪0120刑初1269号刑事裁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如下：1.行为人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侵犯的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2.行为人是在签订或履行合同期间，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且所造成的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3.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4.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非法侵占公私财物的故意。结合上述法律规定与《民法典》关于“欺诈”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行为人均以合同为媒介，采取虚构事实及隐瞒真相的欺诈手段，骗取不特定财物。但二者在目的上存在本质区别，“欺诈”是行为人通过欺诈的手段，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行为人主观上有履行合同的意愿，亦有履行合同的行为，多以通过履行合同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以签订相关合同为表象，掩盖其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行为人主观目的即为侵占公私财物，而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图或仅履行部分合同义务以图侵占更大额度的公私财物。在汽车融资租赁业务领域，承租人、中介商单独或二者合谋，以虚构客户、伪造客户授信资料及虚构租赁物等方式，通过融资租赁公司的审查，获取融资款及租赁物，行为人为获取融资租赁公司信任，通常会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如支付小额首付款等）来证明自身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但无论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均以获取融资款或租赁物为目的，其并未有履行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根据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履约行为及融资必要性等因素综合判断其主观目的，进而判断其是否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犯罪。
在汽车融资租赁纠纷案件中，承租人通常会以中介商、融资租赁公司等存在“虚假宣传”等欺诈情形，致使其基于“贷款”的意思表示而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为由进行抗辩；同时，因融资租赁合同租金远高于一般贷款合同本息之和，承租人即以中介商、融资租赁公司等欺诈侵害其财产权利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述情形下，法院会结合融资租赁交易行为本身、公安机关立案情况及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案件与本案的关联度等综合判断案件是否需要移交公安机关。结合本文案例及目前司法实践中裁判观点，一般情形下，承租人主张中介商、融资租赁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仅向法院提交其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说明，但案件尚未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或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的案件与本案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且无证据证明存在关联关系的，法院对其主张一般不予支持。关于上海地区近年来相关司法判例梳理如下：结合上述案例，汽车融资租赁纠纷涉及刑事“欺诈”问题具备以下情形，案件才可能需移送公安机关：（1）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经审查发现案涉融租赁交易行为涉嫌刑事犯罪；（2）基于案涉融资租赁交易行为，案件当事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中介商等第三方主体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且有证据证明案涉融资租赁交易为公安机关侦查之重要事实或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具有高度关联性。
在汽车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表象及行为人采取的手段具有高度相似性，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认定边界较为模糊，由此造成了审判实践中裁判尺度相对混乱的局面。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基于行为人的相关欺诈行为可能存在侵犯公法益情形，通常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处理或者裁定中止审理移送公安处理。司法实践中，汽车融资租赁所涉常见刑民交叉欺诈模式如下：
欺诈形式：在经销商介绍下，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了一系列合同文件，出租人向经销商发放融资款，但未向承租人交付租赁车辆，担保人亦不知情担保事宜。 参考案例：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22448号民事裁定书
欺诈形式：一方当事人作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的嫌疑人，因案件所涉购车交易情形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所依据的事实高度一致。参考案例：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34562号民事裁定书
就“刑民交叉”案件处理原则问题，我国立法上经历了一个由“先刑后民”原则逐渐向“分别审理”原则转变的过程，笔者梳理相关法律文件如下：根据上述司法文件，现阶段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应当以“分别审理”为原则，以“先刑后民”为例外。具体而言，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才能适用“先刑后民”原则：1.刑民交叉案件涉及“同一事实”；2.民事案件必须以刑事审理案件结果为依据。
近年来，随着相关经济犯罪案件高发，刑民交叉案件“分别审理”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的并不尽如人意。《九民纪要》在第十二章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进行阐述，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实践提供了程序上的解决路径：
（1）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2）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与民商事案件交叉的情形下，除符合九民纪要明确的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情形且基于同一事实外，其他无关情形应当“分别审理”，以防止通过刑事手段干预民商事案件审判，搞地方保护，影响营商环境。（3）如民商事案件若以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应当中止审理，但不是必须以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的，应当恢复审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分别审理的情形，属于程序上的处理，并不意味着实体上相关主体就要承担责任，实体上是否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需要结合具体案件事实进行考量。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认为，在刑事程序未结前，刑事追缴、退赔金额不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民事赔偿金额不明确，从而导致民事判决在执行中处于不稳定状态。事实上，刑事追缴与民事责任作为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双重手段，应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并不存在冲突。在行为人以欺诈手段与被害人签订合同的案件中，无论是合同诈骗罪的成立还是合同效力的认定，以及由此得出的财产追缴返还、合同撤销、合同有效时的权利主张等，都是为了预防以及压制欺诈，对诈骗行为人予以惩戒并对被害人提供保护，二者的规范目的在整体上是一致的[1]。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亦在（2017）最高法民申4094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刑事追赃不能否定民事责任的承担。我们认为，除前述“先刑后民”的两种例外情形外，人民法院仍需对民商事案件进行审理，对于民事判决确定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可以在执行程序中由执行法院结合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认定，确定民事责任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范围和赃款的退还对象，刑事退赔与民事责任赔偿属于互补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不会造成民事判决在执行中的不稳定状态。
在互联网时代下，各种高科技和反侦察的诈骗技术层出不穷，汽车金融机构在业务开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愈加严峻。因此，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做好风险防控措施尤为重要。以融资租赁公司为例，我们建议结合业务实践梳理完善风控流程，加强租前审核、完备交易文件、加强租后管理。具体而言：1.加强租前审核及风险识别。如多种渠道核实确认承租人的身份、经济状况、信用程度、租车用途等信息，做好第一道防线。2.完备交易文件及签约流程。在融资租赁业务中，通常会发生伪造、私刻印章、代签等行为，为业务出险后的债权回收带来障碍，甚至引发刑事案件。因此，全套业务合同面签或者视频记录签署过程，对于风险防范尤为重要。3.加强租后管理。在业务实践中，融资租赁公司在项目投放后，往往缺乏租后管理，特别是汽车租赁领域，尤为突出。租赁车辆具有一定的担保性质，如疏于租后管理，在风险事件发生后可能会带来更大损失。因此，应当加强租后管理，如对租赁车辆的行驶范围进行甄别，不定期与承租人进行沟通联系，观察车辆的使用状态和GPS信号是否存在异常状态，掌握租赁车辆基本动向，以便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在汽车融资租赁业务中，民事欺诈行为的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会导致刑事合规风险。因此，我们建议结合业务模式建立刑事合规及刑事风险控制体系，最大化降低刑事违规风险带来的损失，具体而言：1.事前预防。建立企业刑事犯罪风险事先预防机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对于企业的融资租赁业务模式以及相关业务关联行为是否具有刑事法律风险进行考察，并事先进行防控。2.事中识别。建立企业刑事犯罪培训机制，对公司员工定期提供刑事合规风险培训，刑事合规内部规范化，有助于员工在业务开展中识别刑事风险。3.事后处置。建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全面调查机制及应对机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业务开展定期监控和调查，对发现的企业刑事犯罪具体风险，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进行化解。[1]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6页，第1069页。声明：本文仅供学习参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告知，将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删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