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但融资租赁行业也有脱实向虚的倾向，突出表现在融资租赁成为影子银行，资金流向政府融资平台，增加政府隐性债务、融资租赁成为银行业务通道，规避监管政策，进行监管套利等。

从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开始，形成“一委一行二会一局”的监管格局，融资租赁行业的监管职责由银保监会承担，各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实施，银保监会于2020年出台了《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比较值得关注的是体现了集中度要求等监管指标和将租赁公司分为经营正常类和非经营正常类公司进行分类监管。也对租赁物的原则要求提出了规定。

这一系列举措，清理了大量经营异常的空壳公司，这类公司是通道业务的重要载体。对租赁物权属清晰、真实存在，能产生收益的严格要求也规避了不少作为影子银行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增加政府隐性债务的情形。

近年来，业内的租赁公司也在纷纷转型，投身实体经济，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小微企业和消费金融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

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融资租赁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当前社会的主题是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

融资租赁由于有租赁物作为风险缓释机制，对小微企业较银行等机构有更强的包容性，小微企业也是不少租赁公司重要的一类客户类型，业内知名的有仲利、平安小微、永赢等。国家3060的双碳目标，催生一大批以新能源为业务目标的租赁公司，新能源的融资成本屡创新低，也说明了这一类业务的火爆。

从租赁业来观察，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呈现走低的态势。原因有三，一是基准利率也处于下降走势，在疫情和贸易战等挑战下，国家货币政策适度宽松，市场资金总体充裕，lpr总体呈下降走势。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加强，客户群体有所下沉，租赁公司也需要降价竞争。三是，金融市场更加多元化，供应链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的表现都可圈可点，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也更为丰富，北交所开业等，对于降低融资成本也很有帮助。

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

这一条中“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是新的提法，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

“功能监管，可理解为在混业经营环境中，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开展的相同或类似业务进行的标准统一或相对统一的监管。可见，这一监管模式关注的是金融机构所从事的业务活动，而不是金融机构本身。

功能监管强调跨机构、跨市场的监管，这有利于缓和监管职能冲突，减少监管真空及监管重叠，消除监管套利，适应了混业经营趋势下防控交叉金融风险的需要，能够实现对金融体系的全面监管。 

行为监管则是就监管目标来说的，其对象是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和人。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实施的监督管理，包括禁止误导销售及欺诈行为、充分信息披露、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等。从事金融业务就必须要有金融牌照，从事哪项业务就要领取哪种牌照。对有牌照的机构要监管，对没有牌照从事金融业务的更要监管，无照经营就要严厉打击。”

例如，对于融资租赁公司兼营商业保理的业务，所采用的应该是保理的监管制度，或者，某些省份出台的监管细则规定，融资租赁公司不得兼营保理，从根源上规避了功能监管的问题。

对于融资租赁业而言，业务范围是被严格限制的，目前来看混业的可能性不大，《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以下五项业务内容：（一）融资租赁业务；（二）租赁业务；（三）与融资租赁和租赁业务相关的租赁物购买、残值处理与维修、租赁交易咨询、接受租赁保证金；（四）转让与受让融资租赁或租赁资产；（五）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

融资租赁功能监管的问题倒是不突出，但在实践中，会出现租赁业务名为租赁实为借贷的情形，从功能监管的角度出发，监管机构会对租赁业务的构成要素进行严格监管，防止出现名不符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