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市场一样，企业的本质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天然具有一定成本。使用市场即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会产生市场交易成本；使用企业即管理手段配置资源，会产生经营管理成本。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管如何进行资源的初始配置，资源利用者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最终达到最优配置。但在现实市场中，交易费用往往不为零。

当市场参与者发现通过管理手段配置资源的经营管理成本低于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时，就以企业的方式配置资源实现交易目的。例如：金融机构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纵向协同，或工业企业向上游并购供应商实现全产业链经营。相反，当市场参与者发现通过市场获取资源的交易成本低于自身企业生产的管理成本时，他们会更倾向于利用市场。

例如：苹果保留产品研发设计和知识产权运营，出售产品生产线并由富士康代工生产产品。企业的规模就是由这两种成本的共同确定的：企业会衡量两种成本并选择对自己收益最大的利用方案，当边际的管理成本等于边际的交易成本时，企业的规模就确定了。融资租赁公司跨省经营是否需要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应当在尊重交易费用规律的前提下由融资租赁公司自主决定。

政府在市场中最重要的监督管理职能是明确产权，然后将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决定权交与企业等市场参与者。因为企业会衡量和判断各种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交易费用并选择对自身最优的方案：无论是扩大还是缩小企业规模、开展新业务或者寻求供应商外包。限制融资租赁业跨省经营忽视了交易费用，将经营决策强加于每个企业，无法实现整个市场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

1. 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2021年1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在会上指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高政府监管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监管效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依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还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同时，我国市场体系仍然存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突出问题。

显然，限制融资租赁跨省经营直接限制了融资租赁公司的经济活动范围，违背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违背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既定目标。在制度规则不够统一、要素资源流动不畅、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仍然突出的当下，执意限制融资租赁跨省经营非但不能助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加剧了融资租赁和所支持实体经济的市场分割，使得对融资租赁资金净供给省份的金融资源不能有效流动到对融资租赁资金净需求的省份。

对融资租赁公司分省实施地方性监管，将在各地重复设立行政与审批职能相同的有关部门处室，浪费了宝贵的行政管理资源，同样与“提高政府监管效能”的目标相悖。还会不可避免地加剧各地政策的差异性，进一步分割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成为地方保护滋生的天然温床。可以说，限制融资租赁跨省经营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重要论述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2. 李克强总理：中国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2017年6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时指出：“中国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并强调“应当坚定维护经济全球化，推动实现包容性增长。我们不能因为走路崴了脚，就怪地不平，不再往前走了。”诚然，融资租赁行业的高速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风险。但在融资租赁行业转隶银保监会管理、以及各地持续三年多的出清经营异常公司行动后，融资租赁行业已能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不能因为融资租赁行业发展中遇到过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就搞“一刀切式”限制行业发展。在没有合理政策依据与相关性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在经济形势面临多重挑战的当下，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大背景下，限制融资租赁公司跨省经营没有必要，反而会更容易产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不发展才是最大风险”。

3. 韩文秀副主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

2021年12月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在解读相关会议精神时指出：“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而限制融资租赁跨省经营，对于融资租赁行业与中国实体经济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收缩效应，并不利于经济稳定。

4. 68号文：（融资租赁业）坚持国内与国外相结合，在服务国内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8号）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坚持国内与国外相结合，在服务国内市场的同时，大力拓展海外市场”等基本原则，并将“加强行业统筹管理，建立内外资统一的融资租赁业管理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实现经营范围、交易规则、监管指标、信息报送、监督检查等方面的统一”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限制融资租赁跨省经营，忽视了交易费用等客观经济学规律，忽视了市场和企业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重要功能，将对经济活动范围的决策强加于融资租赁公司，有悖于68号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思想。而不允许跨省经营，是否也意味着不允许跨国经营？这同样违反了68号文“坚持国内与国外相结合”扩大市场的基本原则。国内融资租赁行业尚且画地为牢、各自为政，谈何拓展海外市场？而限制跨省经营、实施属地化管理，同样与68号文“加强行业统筹管理”、“建立统一的融资租赁业管理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等主要任务方向南辕北辙。

5. 国资42号文：中央企业所属融资租赁公司要切实回归租赁本源，立足集团主业和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有效发挥融资和融物相结合的优势，优化业务结构

近年来，国资委、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陆续发文，对无论央企还是地方国企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都要求协同集团业务。

2021年5月19日，国资委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央企业所属融资租赁公司健康发展和加强风险防范的通知》（国资发资本规〔2021〕42号），要求“中央企业所属融资租赁公司要切实回归租赁本源，立足集团主业和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有效发挥融资和融物相结合的优势，优化业务结构”、“加强中央企业间协同合作”。如果不跨省经营，融资租赁企业如何紧跟集团公司的步伐、在全国开展业务？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近年来在实际监管过程中，有的搞“一刀切式的禁止”，有的搞“停业式的监管”，有的搞“厌新式的清理”，这些都不符合党中央要求。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一项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目标上要坚定不移，策略上要稳中求进。要充分考虑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基本国情，要充分考虑金融市场各业态发展、创新的内在规律，通盘谋划，先立后破，不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任何金融工具都有其在市场中不同的“生态位”，这是由不同的市场需求决定的。正如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所言：“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出现合成谬误，不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起来造成负面效应；又要防止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1]

融资租赁业规模虽然小于银行业，但和证券、信托等金融业态大体相当。截至2020年末，全国融资租赁企业约为12,156家，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6.45万亿元，融资租赁企业注册资本金之和约为3.30万亿元[2]；作为比较，截至2020年末，证券行业总资产为8.90万亿元，行业净资产为2.31万亿元，行业净资本为1.82万亿元[3]。融资租赁行业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站在了国民经济的舞台中央。

融资租赁业开辟了动产金融，使动产金融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不动产金融并驾齐驱，极大地开拓了金融市场的边界，丰富了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加宽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互动界面。以售后回租为代表的后融资租赁业务更加突出了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点，在引导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拉动社会有效需求和促进金融市场完善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而且，融资租赁业态跨省展业、甚至面向全球展业对于我国建设国际航运金融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其他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都有着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

特别要强调的是，非银行系租赁公司，和银行系租赁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商业模式完全一样，都是按照《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给定的定义来经营的。一切不符合该定义的所谓融资租赁业务都是非法的、不合规的。所以，非银行系租赁公司和银行系租赁公司商业模式完全一样（两者唯一区别是本金和融资来源有差异，导致监管办法有差异），因此如果非银行系租赁公司不能跨省展业经营，银行系租赁公司也不应当跨省展业经营，否则助长所有制歧视，违背畅通国民经济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大方向。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