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清算中融资租赁物处置探讨——基于《民法典》第745条之修改

融资租赁模式并非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的简单结合，尽管表现为出租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并收取租金，具备以上二合同的特征，但就融资租赁的交易目的而言，融资租赁合同实际上是以租赁物价值担保租金债权的非典型担保合同。

因此，参照动产抵押，《民法典》第七百四十五条明确：“出租人对租赁物享有的所有权，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并删除了原《合同法》第四十二条“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完善了融资租赁担保效力与所有权之间的联系：出租人因享有所有权外观的担保物权而得以在承租人根本违约时处分租赁物，就租赁物价值结算受偿，且出租人对于租赁物的权利在完成登记后具备公示对抗效力，得以排除相对人对其行权之干涉，从而实现融资租赁的担保权能。

因此可以作以下区分：

破产清算中的权利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此时所有权对应的不仅是担保权利的实现，还对应着破产取回权的实现问题。

破产取回权实际上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在破产领域的延伸，产生取回原物的法律效果。对于未经登记的出租人而言，如果受理破产之前，相对人通过诸如善意取得的方式取得了租赁物的所有权，此时新建立的所有权当然地排除了出租人原先的所有权以及租赁物之上的担保效力，相对人得基于所有权取回租赁物。

但对于已然完成登记的出租人，合同正处于履行期间，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且未被阻却，此时租赁物的所有权人仍然为出租人，那么出租人得行使破产取回权吗？

我们认为，此时出租人仍然可以行使取回权。原因在于：双方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中，出租人尚未支付完毕租金，所有权尚未发生移转，仍归属于出租人，故出租人得依所有权行使取回权。但是，因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构造及性质特殊，出租人在行权时实际上发挥的是担保权能，因而出租人在行使取回权时应当遵循《民法典》中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不能既取回租赁物，又要求偿付剩余的租金债权。这一点从合同履行的角度也可以解释：进入破产程序则意味着承租人无力支付租金，即发生违约，在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归承租人所有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出租人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收回的租赁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租人可以请求相应返还。

可以发现，此时取回权的行权效果实际上同别除权一致。取回权的行权基础在于出租人享有的未发生移转的所有权，但根据融资租赁的法律构造及合同约定，租金债权需就租赁物价值进行核减；别除权的行权基础则在于融资租赁关系中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担保权利。故在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可以择一行使。

破产中融资租赁物的处置取决于债务人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因素。主观因素为债务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履约状态，具体表现为进入破产程序之时债务人已经支付的租金比例，客观因素即租赁物现存价值、出租人的权利主张如果债务人实际支付的租金占比较低，此时即使出租人主张解除合同、取回租赁物，列入普通债权的金额较少，某种意义上减轻了债务人财产的负担，对其他债权人利益产生的风险较小。

承租人进入破产程序意味着其在融资租赁合同中不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尚未履行完毕且无法继续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此时便存在待履行合同。尽管部分观点认为出租人在购买租赁物并交付给承租人使用时已完成合同义务，承租人破产时的融资租赁合同不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但我们认为，在融资租赁合同存续期间，出租人仍有保证承租人占有并使用租赁物的义务，且合同僵局及租金债务不断增加的风险不仅增加破产成本，也将对债务人财产和其他债权人利益产生消极影响，故此时管理人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行使合同选择履行权。

回归融资租赁合同目的和基本模式，结合对应实体法司法解释及破产法相关规定，管理人可以综合租赁物现存价值及合同履约状况选择最有利于实现破产清偿的路径，但管理人的合同选择履行权与出租人权利主张的冲突、融资租赁物的变现仍然是需要继续思考斟酌的问题，如何赋予管理人对于破产融资租赁物的处置空间和自主权，如何促进资产变现流转效率最大化，希望在将来能够有所回应，在利益协调中实现效率清偿。